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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之中，上海的胡万春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 （《每个人的中国》/图）
“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到了十年浩劫，大部人又都回到了原点。改革开放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
“工农兵作家”的由来
“工农兵作家”这个名词或者群体恍惚已经十分遥远了。它的出现比“工农兵大学生”早，但几乎同时消失。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一场伟大变革，静悄悄地淹没了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个“人人写诗”的年代，或许就是工农兵作家的土壤；紧接着大饥荒，紧接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紧接着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于是大批作家不敢写了，不光是“国统区”来的不敢写了，连“解放区”来的也不敢写了。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没有了以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
我是1964年8月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文艺报》的，赶上了作家协会的整风（“文革”来了后被斥为假整风）。《人民文学》就在我们楼下，《诗刊》马上要停刊。《文艺报》理论组埋头于“大批判”，我分到的作品组则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新人”就是出身工农兵的年轻作者。
我和一些年轻编辑也疑惑过：郭小川、冯牧这些老作家不是部队出身，上过战场吗？赵树理不是地道的农民吗？但他们已不是工农兵，他们“变修了”，他们“做官当老爷”——再后来，他们统统是“文艺黑线人物”了。连魏巍和李瑛都不能称工农兵作家，而是“部队作家”。从1964年起，赵树理、欧阳山、康濯、张庆田等已经开始遭到批判，我亲眼见到在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一言不发，只是埋头抽烟。
于是我们要寻找和扶植的“新人”，就是本人是工农兵出身，现在还握枪或在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还能写点文学作品（当然多是短的“速写”或诗歌）的人。于是自然而然有了“工农兵作家”的提法。
我的“遵命文章”
我在1965年10月写了篇“遵命文章”《中国工农兵业余作家》，由中国新闻社发布后在海外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就是：
一支年青的新的文学队伍正在中国形成。他们的成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战士，他们既会从事劳动、战斗，又会从事创作。他们所走的道路，区别于过去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家走过的道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仍生活在工厂、农村、连队，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战士……
我举了一串例子。战士出身的作家有任斌武，代表作《开顶风船的角色》；齐平的代表作《沉船礁》；林雨的代表作《刀尖》《五十大关》。工人出身的作家，有火车司机王慧芹，代表作《骏马飞驰》；也是火车司机的陈继光，代表作《目标》。农民出身的作家有王杏元，代表作《铁笔御史》《绿竹村风云》；胡天培、胡天亮的《山村风云》等等。我列举的作品几乎都是《文艺报》新人新作栏目推荐过的。
如今我对我那篇文章感到汗颜。我在那里自然不吝溢美之词，说他们“基础异常雄厚”“前途无限广阔”，而且他们善于听取领导指示和群众意见，是一种“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云云。
组织清理
可笑的是我们那时想把风靡全国已经三两年的《红岩》也扯到“三结合”上来。为此，《文艺报》派张天翼夫人沈承宽和我去专程重庆，期望能采访、总结并写出一篇重头文章。在重庆，我们不仅见了《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并与之长谈，还见了老作家沙汀、参与过《红岩》前期写作的刘德彬、宣传部长王觉等；自然还进行了一趟“红色旅游”。临离开重庆前，市委书记任白戈单独接见了我们一个多小时，在场的仅有宣传部长。任白戈的意思很明确：不要写了，也不要宣传罗广斌，甚至说罗当年如何出狱还有疑问。那时日本邀请罗广斌，也没有批准他出去。我们无功而返，途经成都、西安了解了一点情况，就回北京汇报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组织清理”也已经开始：《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下乡搞了一期“四清”之后，调到南京教书了；当年与乔冠华一起搞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视为“老右”的《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黄秋耘，连续下乡两期之后调去了广东；被张春桥斥为“文化特务”的《文艺报》编辑张葆辛，调去了张家口。
只剩下工农兵作者
我那篇《工农兵业余作家》文章的背景也是因为那一年（1965）的11月末，由中国作协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周扬在会上做了《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学工作者》的主题报告。当年所说的“劳动”，当然是指体力劳动。那年代脑力劳动不算劳动。
我作为《文艺报》的记者参加了大会小会多次活动。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西北组许多代表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不知做报告的作协领导刘白羽；二是黑龙江农民作者、当生产队长的刘柏生上台做报告，我觉得他很高大很神气。刘白羽给他的一篇速写以高度评价，将它作为头条发在《人民文学》上。40年后我又在牡丹江一个乡村见到刘柏生，又觉得他极其朴实。我们真是有缘。有意思的是，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的程树榛，那年刚30岁，却偏偏不在代表之列。他已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长篇，可厂里不同意他当代表，因为他是大学生出身，更兼家庭历史有问题。结果他们厂指定了一位写墙报黑板报的人到京参会。
“文革”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
也有艺术追求
如今来回忆和翻看旧书刊，浏览那些年工农兵作家的作品，除了能感受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剩下的就是简单和粗浅。由于到处是“禁区”，很多出于“主题先行”，政治说教的味道，或是“英雄模范没缺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模式常常见到。因此，“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及样板戏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农兵作家或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有优越感的。比起“臭老九”，他们有鲜红的血统；比起大部分工农兵“大老粗”，他们有点墨水会耍几下笔杆子。我在1972年末从五七干校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我们头几年接触的作者，多数是也只可能是工农兵作者，当然也有假冒工农兵的小知识分子。还有些是领导你的军宣队，可谓体验颇深。自己是“接受再教育”的，不过干点技术活做点案头工作而已；方向可是人家把着的。因此即使你遇到水平很差很差的作者，你也得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然就是政治态度问题。
但他们中也有些人有艺术追求，甚至有政治理想。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编辑，愿意同你交朋友。有些年轻人还真心把你当老师。
胡万春这个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之中，上海的胡万春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上过初小，当过学徒、工人，1952年起发表作品，当然一开始是短的通讯。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竞赛上，他的一个短篇《骨肉》得了荣誉奖。于此一发不可收，《爱情的开始》《特殊性格的人》《家庭问题》及电影剧本《钢铁世家》相继问世。因此，说他是那时工人作家的领军人物不为过。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过，那时能出国的人凤毛麟角。中国作协外事部门也常让他来京接待外宾。胡万春出名后当了钢铁厂的工会副主席，在《萌芽》当编委。
“文革”初期我们一起接待过外宾，我去机场接送他；后来我回上海父母家，知道胡万春与我们家一个小区，就必定见见面，我父亲生病住院，他还关照过。只要我到上海，胡万春必定设宴款待，同席的有过匡汉、温小钰、周明等；胡万春的宁波老乡、开火车的工人作家陈继光也必定到场。
胡万春精力过人，宴席可以24小时不断，他善饮更善谈，且慷慨激昂。有人累了，轮流到他房里睡觉，他则添菜热菜继续侃，只要有一个听众，他就是主角。他说他晚上7点睡觉，11点必定醒来；11点到3点写作，3点到7点继续睡，7点起床8点到上钢二厂上班。
他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是复杂性格的人。他特别关心政治，因此也时有迷惘，何况是那样的年代。“文革”初期，以巴金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自然被打倒了；工人出身的胡万春、唐克新自然而然成为上海作协“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我看过一份材料，胡万春主持过批判巴金的大会。可私下里，他并没有对我说过巴老坏话，甚至说他非常佩服巴老：他曾与巴老一起访问越南，头上美国飞机呼啸轰炸，巴老端坐不动声色；他也向我打听过张光年、郭小川等人的情况。他无疑是“革命文艺”的受益者，可他说起肖洛霍夫、爱伦堡甚至三岛由纪夫时都滔滔不绝。他还说过在他的新作里要写爱情。
陈继光和王家斌
陈继光跟胡万春相似，曾被人称为“小胡万春”。他在那个年代也尽可能地找“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来读，说起杰克·伦敦和柯切托夫来津津有味。
可见他们内心深处矛盾重重，也有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追求永恒的艺术之美，在锁链和镣铐中寻找缝隙和突破。这对“革命文艺”无疑是一种反叛，这种追求在那个年代只能以私下的或羞涩的方式显现。
天津作家王家斌，海员出身，我和他在1966年的作协小院招待所做过邻居。他给《人民文学》改小说，我刚从《文艺报》评论组调到理论组。他的《聚鲸洋》发在《人民文学》头条。他对海上生活的熟悉，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强大威力的感悟和敬畏，让我羡慕也钦佩，那是我见到的对于海洋最震撼的描写。在当年的工农兵作家中，王家斌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他的文字功底也是相当出色的。我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革”中王家斌杳无音讯。他参加了1965年底的青年创作会，受过周扬、刘白羽的表扬。我担心他挨整，果不其然。他曾一个人偷偷跑到北京，茫茫然走在天安门广场，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不过我相信写过《聚鲸洋》的人不会停止他的追求。
那时各地都还有些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如上海的费礼文，北京的李学鳌，天津的冯景元，辽宁的晓凡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在1970年代初编了几册《工农兵诗选》，于今想来，恐怕没有能留下来的作品。
劫后归来
十年浩劫，大浪淘沙。大部分人回到了原点。胡万春“涉嫌”所谓“三十年代资料室”，从1968年起就受张春桥多次警告，甚至说“我是永远也不想见胡万春这个人了”“我看胡万春这个人四分之三已经变修了”；1970年2月张春桥还批示：“将胡万春等九同志组织关系转回原厂当工人”，并且规定不得回文艺单位，不得当基层干部，也不得发文章。直至1974年，胡万春等人才被允许偶尔发文章，“但不宜多发，不宜重用”，胡仍不能去北京改编电影。
对此胡万春心里有数。饭桌上他跟我讲：“你要入党，要跟他们斗争。我们党内坏人太多。”我知道他指的坏人都是谁。1974年末或次年年初，他托我如见到浩然，希望将他情况转告“江青同志”——显然，胡万春犯了政治幼稚病。我见到浩然还真把胡的意思说了，浩然倒是很清醒：“不可以这样的。”胡对张春桥极其反感，对江青则有幻想，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悲剧。
“四人帮”被抓，胡是很高兴的。他给我写信：“我们胜利了。”冯牧后来曾跟我说胡万春“摇摆”，这话也对。胡万春重操旧业，发挥他讲故事的特长，1980年代出版了多部小说集，长篇小说《蛙女》，至少在上海还很有些影响，发行了十几万册，改拍了电影。1989年之后，玛拉沁夫要他去北京工作，他婉拒了。
陈继光似乎写得不多，他参加浦东开发区创业，1990年代还应邀来过北京参加作协的会。后来听说他去美国定居了，女儿在那里。
1995年我在天津意外遇到王家斌，不久他交给我他的新长篇《百年海狼》。此前好几年他在丁玲、牛汉主编的《中国》上发了《背尸人》，背景是西藏，颇震撼。《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长篇，他对大自然威力的描写可以说是海明威式的，他突破了自己，实现了飞跃。《百年海狼》在海外也有影响，引起韩素音的注意。那部书在国内出了两版。
我也担心过黑龙江农民作家刘柏生，他被“文艺黑线头子”周扬表扬过，在那个偏远乡村会发生什么？好在刘柏生平安。他低调憨厚，他当他的农民、生产队长，干他的农活，“文革”中没吃苦头。当然他也少了点才情，没有什么像样作品。他后来是牡丹江作协的副主席。广东的王杏元1980年代当了汕头的宣传部长，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乱世三美人》，我只看过半集。
回过头来说，我们从1973年初起筹备的文学期刊，一年多都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我们这帮人都是“黑线人物”。但我们东南西北跑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也拜访了部队的李瑛等同志。我的笔记本上记了长长一串年轻作者、主要是诗歌作者的名字，其中有李存葆、周涛、肖复兴、蒋巍等等，他们从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长征，从语言的基本功开始，或许是对路的。那时我们做编辑的也常常参与“三结合”写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红石口》，是北京公安局某处“集体创作”的，其实责编崔道怡写了许多段落，连我都应邀客串，在其中写了约两千字的风景。再比如《理想之歌》那首长诗，署名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应有四分之一句子出自我这老大学生编辑之手。可惜没有档案保存。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蒋子龙。他是河北沧州人，当过农民，上过初中，参军走南闯北。以后转业到天津当工人，开过大卡，当过车间主任。1973年临时借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我就认识了。我不管小说，因此那时跟他还不熟。我无意中看了他小说的一部分章节，被他鲜活的语言和细节打动。他虽年轻但经历丰富，工农兵都当过嘛！他对社会的感悟和驾驭语言的天赋当年很少作者能达到。不久，《机电局长的一天》问世；改革开放开始，他更是文思泉涌，《乔厂长上任》《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盆瓢交响曲》连续几年获奖。他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1979年，上海有作者给我信，他要写胡万春评传，征求我对一些问题的意见。我也直言：胡万春是那个年代工人作家的佼佼者，但蒋子龙起点更高些，蒋超过了胡。
我还想说到金敬迈。解放初他已是贺龙部队的文艺兵，扮演“匪兵甲”“匪兵乙”之类，与贺龙长女贺捷生就很熟识。但1965年“青创会”时，他还默默无闻。1966年初，一部《欧阳海之歌》风靡全国，发行量上千万。他因此一夜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标兵。1967年初，周恩来、江青点名调他来京，出任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相当于“文化部长”；半年之后，他神秘失踪，或许也是因为“三十年代材料”。他在秦城监狱被单独关了近两千天，每天数蚂蚁看星星。
新时期开始金敬迈也写过剧本。1998年他已经从广州军区离休，来北京看望贺捷生。贺在他“失踪”期间曾帮他亲属打听过他的消息。贺捷生约我来，三四个人小聚。那时我已主持《中国作家》杂志工作。金敬迈谈了他在秦城的一些事，一些细节，我极感兴趣。我希望他写下来，他说：“可以写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次年春天，我在《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接着，中国电影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后来见面时，金敬迈对我说：在他心目中，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高于《欧阳海之歌》，那算不了什么，特定年代罢了。
“工农兵作家”这个概念是否科学都是疑问，他们的局限显而易见。当国门洞开，文学真正回归；当无数沉默的岩浆喷发，“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就随着新时期的开始悄然淡出，在文学史上不会留下多少痕迹。蒋子龙只是工人作家吗？陈忠实、贾平凹只是农民作家吗？王安忆、铁凝叫知青作家吗？莫言、刘震云叫战士作家吗？还有张贤亮、余华、张炜、严歌苓等等等等——作家就是作家，只有才华大小之分，水平高低之分。时代毕竟进步了，文学终于真正回归为文学 |
